美国大选投票结束，特朗普将重回白宫。奉行美国优先策略的特朗普可能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策中的重要工具。竞选期间，他提出要对世界各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至100%的关税。这些措施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然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指出，特朗普宣称未来十年可从中国收到4.5万亿美元的关税，这只是静态考量。实际上，2023年中美贸易额已从近7600亿降到6600多亿美元。高关税导致许多中国企业转向其他国家市场，中国的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实现了多元化、全球化的布局。最终买单的只能是美国终端消费者。全美零售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对中国加征60%的高关税，美国消费者的年度消费能力可能会损失多达780亿美元。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若特朗普经济计划全部实施，对华经贸政策更加激进，其对内减税、加征关税，叠加收紧移民政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的供需矛盾，导致再通胀风险上行。特朗普呼吁“制造业回流美国”，计划将关键供应链带回美国。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预计新政府会比拜登时期更为激进地推动中美脱钩，在高科技领域进一步施压。限制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政策阻碍较小，因此未来美国新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承诺兑现率更高，预计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封锁，并可能扩大至先进制造业、生物医疗技术等领域。刘英认为，特朗普倾向于商业利益导向，中美科技合作能否获利是其核心考量。

练好内功尤为关键。罗志恒建议以内部政策、改革和预期的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屠新泉称，扩大内循环，把控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真正释放内需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主要方法。美国新政府政策可能会吸引更多资本到美国，中国在留住和吸引外资方面面临竞争压力，需要提高市场环境对企业的吸引力。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也召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刘英表示，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正持续释放改革红利、高质量增长红利，吸引着外资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外资在中国能赚到钱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