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梅最初只想通过养鱼挣钱，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觉得自己也能研究中华鲟，不比水产专家差多少。然而最终他还是把所有中华鲟全转让给了科研院所，带着一丝不甘心。

老梅财力有限，且年事已高。他从五十四岁起开始养中华鲟，到今年七十二岁时，巴掌大小的鱼苗终于长成大鱼。青壮年的中华鲟可以长到三四米长，腹部的大口不需要长牙，在自然环境中可以生吞遇到的鱼虾。但在老梅位于宜昌秭归县的渔场里，二百多条鱼生活在四个会议室大小的鱼塘中，只能缓慢游动，彼此错开。

老梅不愿承认自己给中华鲟提供的“居住环境”不够理想。他认为在秭归山里，夏天最高温度不超过二十六度，低温有助于这种冷水鱼怀孕。

老梅似乎有一种今天已稀缺的精神，一厢情愿地相信事情会有转变。当初趁着三峡移民政策号召，他买回了鱼苗，最初的目标是等鱼长大后，雌鱼能产卵、雄鱼能受精，承担三峡库区的中华鲟增殖放流项目，以十万尾为单位卖给政府，放回长江，挽救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除了中华鲟，老梅还养殖了西伯利亚鲟和史氏鲟，这些“商业鱼”的鱼卵是鱼子酱的原料。他认为鲟鱼的繁育方法相似，自己也能干好。

老梅在一个中华鲟专家群里偶尔发表观点，比如救治受伤中华鲟的细节。他还在群里质疑这些年的大规模增殖放流策略是否有效，认为效果不明显，应该总结反思。虽然这是他以为的能获得收益或回笼成本的方法，但承接项目始终没有影。

按老梅的说法，中华鲟的饲料近万元一吨，一年要吃掉几十万元。他背上了当地银行的债，滚到了千万级别。他甚至给不出一个继续养鱼的自洽理由，一会儿说这批鱼是珍贵的保护动物，政府不会允许他因资不抵债毁了鱼；一会儿又说自己舍不得失去鱼，觉得鱼有灵性，能听懂他说话。

经过两年协商，老梅与秭归县政府农业局签署协议，约定2024年10月30日将所有中华鲟有偿转让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据他说，拿到的钱能还清负债。有官员私下质疑他像是挟持一级保护动物要高价，但在转运前几天，老梅证明了自己对养鱼事业有一份真感情。他发现雌鱼产卵了，要求延迟转运。最终，经过湖北省农业厅组织的现场调研活动，决定只比原定日期晚五天启程。

目前官方已不鼓励民间饲养中华鲟，国内其他鲟鱼养殖企业也在减少。老梅的故事意味着民间“散户”饲养中华鲟的时代进一步逼近终点。除了中华鲟，还有东北虎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有民营企业在养殖。这些动物的饲养成本很高，一旦企业遇到经济问题，很难保证动物不成为企业的“饭”，逐渐收归国有可能是一种趋势。

但存在一种难以把握的分寸：如果所有动物的研究和繁殖都进入体制，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科研任务，视角容易变得单一甚至乏味。我们保护这些珍稀物种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生态稳定、文化记忆以及对自然的兴趣和爱。对于中华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繁育和生产鱼苗上，关于其在海洋中的表现了解甚少。

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提高，但普通人距离野生动物和整个自然仍旧越来越远。像老梅这样的渔民可能会夸口说，中华鲟一身是宝，但在现代环保主义者看来，这些话会引起不适。然而他对鱼的痴迷观察也值得重视。

野生动物研究的体制化可能导致一些发现被忽略。应当正视当地人甚至是被认为在“伤害”鱼群的渔户、养鱼人的观察与回忆，鼓励科学家与他们对话，互相学习，共同认识和爱护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