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德什追忆乌拉姆：他是神童，也是神叟

qifei168 2024-10-18 国内 2 次浏览 0个评论

埃尔德什追忆乌拉姆：他是神童，也是神叟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ławUlam，1909-1984）是著名波兰裔美国数学家、核物理学家与计算机科学家。他参加了曼哈顿计划，氢弹的Teller-Ulam构型就得名于他与爱德华·特勒（EdwardTeller）。乌拉姆去世后，他的一生好友，著名数学家埃尔德什（PaulErdős，1913-1996）于1985年发表了这篇满含真挚回忆的纪念文章，特别介绍了他们共同完成的一些工作。

撰文 | Paul Erdős

翻译|张和持

首先作一个简要介绍。在长达五十年的岁月中，乌拉姆都一直是我的朋友与合作者。我与他进行过不计其数的关于数学和政治的讨论，也共同撰写了很多论文。我将在本文中侧重于我们合作的研究，而忽略他在物理、生物、计算机与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工作。

乌拉姆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出色的自传

[7]

，而我想讲的这几件事，印象中并没有在他的自传中提及。希望我的记述能尽量准确。

我第一次见到乌拉姆是在1935年英国剑桥，第二次则是1938-1939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他那时是哈佛大学学会的会员。不过我们真正开始数学交流是在1941-1943年间，我两次前往威斯康辛大学拜访他，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了第一项共同研究成果。此后的1946年我又去圣达菲和洛杉矶拜访了他。他那时生了重病，有可能是脑炎

（这几乎是他唯一次生病，那之后直到他因心脏病发作离世，他的身体都非常健康）

。他出院后在洛杉矶南部的一个岛上疗养，我也前去探望了

（这整件事都在他的自传中有所提及）

。之后我又到洛斯阿拉莫斯见了他几次，最后一次是在1952年。

1963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Boulder）

举办了一场数论会议，我们又在那里见了面。随后我们一起访问了阿斯彭

（Aspen）

。有一次我正在他家，他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有关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建议——乌拉姆对此强烈支持。然后在1968年和1970年，我作为访问教授在科罗拉多大学和他撰写了我们的第一篇合作论文，内容是加性数论与集合论。1970年的那次，我九十岁高龄的母亲也跟我在一起，乌拉姆的夫人Françoise为我母亲写了一篇短文。到了70年代末，我们经常一同待在佛罗里达大学。我本来还打算继续我们的研究，却意外得知他在1984年5月死于冠心病发作。

乌拉姆绝顶聪明，他既是一个神童，也是一个“神叟”

（译者注：原文为dotigy，对应于神童的prodigy）

。神叟这个词是乌拉姆自创的，在任何字典里都查不到。我曾经就神童的话题做过一次演讲，乌拉姆则评论说我们两人其实都是“神叟”，意思是说我们两个老头到了古稀之年

（dotage）

却仍然能“证明定理，提出猜想”。或许这是对一个人的命运美好祝福的悲伤注脚，我们对一个婴儿寄予最热切的期盼是，愿你“生来是个神童，老去是个神叟”。

乌拉姆毫无疑问是一位神童，他在20岁之前就证明，在任何无穷集合上都存在一个二值测度

（2-valued measure，即任何可测集的测度都是 0或者1）

，使得整个集合的测度为 1 ，任何单点的测度为 0 ，并且测度有限可加。Alfred Tarski

（1901-1983）

在几个月后独立发现这一定理。最近我发现Frigyes Riesz在20年前就预测了这一事实，他于1908年在罗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了证明。

在我看来，这是现代数学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而这项发展的第二个起点则是我和Tarski的合作论文

[4,5]

，这篇论文继承并发展了Tarski的早期研究，对此我深感荣幸。请读者们容许我再插入几句回忆。我曾经错误地以为第一个不可达基数或许是可测的。在1957年，András Hajnal

（1931-2016）

和我一起证明了一个定理，从中可以轻易推出第一个以及其他很多个不可达基数上不存在可数可加测度。Hajnal直到Hanf-Tarski和Kiesler-Tarski这两项成果问世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恐怕责任还是出在我身上，正如Hanjnal所说，“我只是个年轻人。我怎么可能去怀疑，反驳‘pgom’

（poor great old man；译者注：可怜的伟大老头，指Erdős。Erdős喜欢在自己的签名后面加上这个简称）

。”即便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的我也已经步入了老年。事实上，Hajnal也讲到，那次疏忽的结果，是Hanf-Kiesler-Tarski证明中的洞见远比我们深远，他们的工作很快就推动了大基数理论的探索性发展。要是我们率先发表了证明，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快速发展了。

乌拉姆与John C. Oxtoby

（1910-1991）

、Barry C. Mazur

（1937-）

、Karol Borsuk

（1905-1982）

的合作研究对数学至关重要，但我并不是评价这方面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同D.H.Hyers

（1913-1997）

关于泛函方程f(x+y)=f(x)+f(y)的工作也同样非常有趣，同样有趣的还有他与Cornelius J. Everett

（1914-1987）

的工作。不过既然现在是在为这本杂志撰稿，我应该谈一谈他提出的著名的重构猜想

[Harary

[6]

中的术语叫作“重构疾病”（reconstruction disease）]

。这个方面第一个结论来自乌拉姆的学生Paul Kelly，而一般情形还远没有解决，到今天这个领域也非常活跃。乌拉姆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元问题：如果在某种结构中

2=B

，那么A=B是否成立？这个问题的答案常常是否定的，但也有一些例外。这些问题催生了不少有趣的论文。

乌拉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那几年，研究了如何使用计算机解决纯粹和应用数学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开拓性成果。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多费笔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项研究不重要或者无趣，只是我认为这一部分应该交给该领域的内行来写。我只提一下，他同合作者们一起得到了一些迭代函数中有趣、丰富又意外的猜想。关于他在“猎户座计划”中关于星际航行的贡献，我能说的就更少了。在我印象中FreemanDyson

（1923-2020）

曾在此项目中非常活跃，希望他和其他人能写得更深入一些。关于此事还有一件趣闻。乌拉姆作为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一直非常自豪，最后项目告吹他也深表遗憾

（据我所知，早在禁止太空核爆的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之前，该项目就已经被抛弃了。乌拉姆肯定是不想违反条约，而是希望能重新进行谈判）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从歌德的《浮士德》中找到了一条宣传猎户座计划的绝佳口号：“Und was vor uns ein alter Mann gedacht und was wir dann so herrlich weitgebracht ja bis an die Sterne weit”

[“一位老者曾经产生的思想，又被我们发扬光大，是啊，远至星辰”；译者注：浮士德原文中不是alter Mann（老人），而是weiser Mann（智者）]

。乌拉姆说这里的“老者”是指爱因斯坦。我马上纠正他，“不对，老者应该是你，而星辰

（恒星）

应该换成行星。”乌拉姆总是害怕变老，他很自豪于自己70岁还能打网球，甚至打得很好。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两大恶魔——老去的年龄以及衰退的智力，他在心脏衰竭中，死的毫无恐惧与疼痛，临终之前仍能证明定理、提出猜想。

在我上次访问佛罗里达大学时， Alexander R. Bednarek

（1933-2007）

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乌拉姆的很棒的故事。或许这个故事经过了一定润色，不过Marcel Riesz

（1886-1969）

曾告诉我，“如果你有一个好故事，就不用担心故事到底是真是假了”，而且起码我能肯定这个故事确有其事。几年前弗罗茨瓦夫大学的Gladysz教授访问了盖恩斯维尔

（即佛罗里达大学的所在地）

。正好他从来没见过乌拉姆，在Bednarek介绍他们认识之后，两人用波兰语谈了很久。当乌拉姆离开之后，Gladysz问Bednarek：乌拉姆是不是

那个有名的乌拉姆

的儿子？Bednarek觉得不好意思而没有告知真相，但他觉得乌拉姆听了一定会很高兴，便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乌拉姆。Bednarek告诉我，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数学家都知道了这件事。

作为一个数学家，乌拉姆不仅精于证明那些有趣又深刻的定理，他更擅长的或许是提出新颖又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与猜想。他在一些自己没有过多涉猎的领域也提出了很多美妙的猜想。我打算介绍两三个我自己熟知领域中的例子。Norman H. Anning

（1883-1963）

和我一起证明，假如x1,x2,…是平面

（或En，即高维欧氏空间）

中的无穷点集，并且两两之间的距离全都为整数，则这些点必然在同一条直线上。乌拉姆立马就问，“是否可以有无穷多个这样的点，它们并不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并且两两之间的所有距离都是有理数？”我回答说，“是的，Anning和我找到了这样的例子，但欧拉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乌拉姆反驳道，“我不相信平面中的点集可以处处稠密而距离又是有理数。”我觉得他的猜想应该是对的，但这个问题大概会非常深刻。“两两距离是有理数”这个条件对于一个无穷点集来说或许是非常严苛的，但是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